办公室里静得像停摆。郑永康站在落地窗前，手机屏幕还亮着——先是一条来自许媛的提醒：离婚协议已经寄到公司；接着是滚动新闻提示，一位金融高管因涉嫌不当转移资金被调查，名字很熟悉，正是他；又有陌生号码发来一句话：你爸在县医院，脑梗，赶紧回来。手里的手机冰凉，窗外城市入暮，车流川流不息，万家灯火与他无关。

郑永康一生最害怕的，就是被人轻视。他出身于东北的铁城，父亲郑克俭是一位修表匠，小铺在街角，招牌斑驳，父亲总是低头用镊子摆弄微小的齿轮，像在拆解自己的命运。小时候的他讨厌那间充满机油味和潮湿气息的小铺，也讨厌被同学嘲笑“修表匠家的孩子”。考大学时他把目标定得越远越好，去了南方，最后在金融圈一路向上，做到了副总。大城市里的高楼、快车和看似热闹的人际把他包裹成别人眼中的成功人士，但他从未回过铁城一次——他怕回去会变回那个沾着油渍的小男孩。

现在站在四十五层办公室，他的名下账户被冻结，合作方失联，妻子发来离婚书，儿子也失联。深夜回到空荡的家，茶几上的半碗红枣汤凉了——许媛给孩子留下的。儿子的朋友圈还在更新，定位在别处，配文只有“解脱了”三个字。他在书房里翻箱倒柜，找到一本封面磨损的《悉达多》，和一张二十五年前的汇款单：汇款人是父亲，金额两千，背面用铅笔写着一句话：“家里钟修好了，你不用操心。”那一刻，他站在昏黄的灯下，影子被拉得很长。

第二天一早去公司，情况比他想象的更糟。合伙人吴春生卷走了账上的最后七百万，公司的保险柜被银行封存，门口贴着封条，办公室里的人见他来都转身避开。吴春生关机，助理也挂断再也联系不上。几个月前，吴春生叫他喝酒，推来一份“过桥合同”，声称能把资金运作出看不见的收益，能帮他稳住即将到来的董事会席位。他犹豫过，但最终签了，心想就这一回不会出问题。结果输得彻底。

坐在办公楼台阶上，手机不断亮起催债和询问的消息。中午许媛再次发来信息，说儿子还不接电话，威胁要报警。他习以为常地以为儿子会自己回来，甚至对这个孩子并不亲近。夜里他住进酒店，不敢回家面对空房。许媛打来电话，声音压抑：父亲在县医院，脑梗，希望他回去看看。郑永康先答应让秘书联络医院、把钱打过去，电话那头沉默几秒后，许媛说了一句震撼他的警告：如果你连回来看看你父亲都不愿意，我就离婚。许媛和他结婚二十二年，从未提过离婚，这句话像耗尽了她的忍耐。

最终他买了回乡的火车票，不完全是为了父亲或为了赎罪，而是因为他害怕一旦许媛真的签字，他将完全失去所有。列车还是那种慢吞吞的绿皮车，缓缓驶向他逃离多年的故乡。